朱邦凌：A股能否通过核准、注册“双通道制”平稳过渡(2024年08月22日)

　　朱邦凌

　　近期，伴随着A股市场的深度结构性调整 ，围绕IPO 、监管制度等焦点问题出现了各种讨论 。新股发行是否应该减速甚至暂停？它与指数涨跌到底有没有关系？严格监管是否意味着打压股市？注册制是否应该写入正在修改的《证券法》？已经被“妖魔化 ”的注册制到底还搞不搞？

　　在股市下行时，有这些争论都很正常
，参与各方也都是本着让中国资本市场良性发展的初衷建言献策。既然出发点一致，我们不妨回眸海峡对岸的台北股市的发展历史
。

　　同宗同源的台北股市 ，当时无论是从股市投机文化、投资者构成
，还是从法律传统等角度，和今天的A股市场都很相似 ，台北股市的发展改革对A股市场是很好的镜鉴。

　　1990年
，台北股市经历了巨震，从12682点的历史最高点暴跌到2560点 ，只剩下一个零头 。结果大家请愿
，希望监管部门宣布未来一年之内不批准新股上市
。当时的监管部门负责人戴立宁亲自在各地举办了7场座谈会，把券商等市场参与方全部找来一起谈 ，向大家解释宣传他的IPO理念：过分收紧IPO和再融资的结果实际上是妨碍了股市的发展
，其实新股上市往往会创造更新的投资者。

　　后来他在媒体专访中回忆：“我说这个市场需要改革，因为这个市场中破货烂货太多了 。现在非但不能停止上市 ，相反还要让更多公司上市
。一开始很多人反对我的这些看法，但后来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整个市场状况发生了改观，很多人又转而赞扬我。”

　　反观A股市场 ，已经经历了9次IPO暂停
，新股发行往往为股市下跌“背锅
” 。一旦行情下行，就有“为民请命”者慷慨陈词“逼迫 ”监管层减缓或者暂停IPO ，给监管层施加压力
。

　　IPO发行节奏应根据市场行情适度化
，不搞IPO新股超发，也不应迫于部分“专家
”和投资者的舆论压力而停发。

　　1988年 ，台北股市监管机构对证券交易制度进行了大规模修订
，开始引入注册制，使股票发行审核兼有核准制和注册制 。在注册制改革过程中 ，主管机关持之以恒地大力推动
，过渡缓慢而艰辛
。起初只是引入注册制的成份，随后逐渐增加注册制的比重 ，最终演化到完全采用注册制，共历时18年之久。

　　毋庸讳言
，A股市场注册制改革现在存在很大争议，就连写不写入正在修订中的《证券法》也莫衷一是 ，现实中也不乏对注册制的否定甚至“妖魔化”
，似乎注册制成为了市场禁忌，一谈注册制市场就噤若寒蝉 。

　　我们应有推进注册制的恒心 ，可以设置注册制准备期和过渡期。在过渡期内
，实行核准制和注册制的“双通道制 ”，让注册制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平稳过渡
。防止两种极端倾向：急功近利地IPO新股超发 ，或者对注册制讳莫如深。

　　戴立宁还有一个生动的“果汁理论
”：不同的投资人偏好不同
，监管部门不应该把人们的口味格式化，而应该把各种公司都提供给投资人 ，唯一的要求则是：必须做到信息公开
，就像果汁要标明浓度一样 。

　　新股发行如何让优秀的公司脱颖而出，培育自己的伟大企业在A股市场上市 ，让国内投资者分享优质企业的红利，是一个呼吁多年而暂时还没有解决的沉重话题
。

　　腾讯
、阿里、百度等标杆企业纷纷“远走他乡”
，阿里巴巴市值突破3000亿美元；凭借3350亿美元的市值，腾讯成为了港股市场最大的公司 ，贡献了16%的恒生指数总市值。

　　让优秀公司脱颖而出
，不少专家献计献策，例如让全体投资者或者C类机构投资者投票公选而优先排队 ，但资本的逐利性恐怕很快就会让这样的举措变味 。

　　苹果 、腾讯类的榜样公司不是核准制下发审委选出来的
，而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搏杀出来的
。

　　只有市场化的优胜劣汰
、注册制的大浪淘沙，才能真正让优秀公司脱颖而出。只有大开大合的机制 ，才能诞生A股市场的伟大公司 。

　　尽管目前创业板不断下行
，市场偏好发生改变，但以互联网为首的新兴产业依然是中国经济最具成长性的行业 ，其高成长、轻资产特性代表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
。在制定更加具有包容性 、前瞻性的IPO政策之前
，让优质中概股回归，无疑是一个暂时变通的较好对策。在严格控制单纯的跨国际市场套利行为的应该选择中概股中的优秀公司回归A股市场 ，让真正的新经济内生增长胚芽移植国内 。

　　（作者为财经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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